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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文化

客家源流新探


客家先民在迁徏的过程中,每到平静之地,即开埠聚居;或遇战火,便再度迁徏。因此形成一个个据点,客家“通衢”石城、客家“锚地”贛州、客家“驿站”石壁、客家“首府”汀州、世界“客都”梅州,这一个个据点正好似客家迁徏史诗中的一段段篇章

近年来,全国上下掀起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热潮。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对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和宣传,高潮迭起,出现了令人高兴的繁荣景象。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而又很有特点的支系。客家先民原来主要是居住在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汉族人民。由于天灾和战乱的驱迫,他们背井离乡,辗转迁徙,备尝艰辛,终于扎根在赣闽粤边境的广袤山区中,与赣闽粤边境的原住民交流融合,混为一体,形成一个特别吃苦耐劳、特别团结进取的族群。


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又在宋元以来的历次中国社会大事变中,表现出爱国爱乡、敢于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样的过程中,客家民系也一次又一次地锻炼了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坚强不屈,更有进取心,更有适应性。由此看来,人们说客家民系是汉民族中一个优秀的支系,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评价是既恰当且不过分的。


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准确、不具体,甚至不够客观之处。


譬如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以往流行五次或六次迁徙说;迁徙的初始时间,一般上潮至两晋之际,有的甚至追溯到秦汉时期。这样的说法就嫌太笼统,没有针对性。就文献记载来说,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过多次,有自西往东迁的,也有自东往西迁的;有自北往南迁的,也有自南往北迁的;有发生在晋嘉之乱以前的,也有发生在永嘉之乱以后唐末黄巢起义以前的。如果说历史上规模大的人口迁徙都与客家形成有

关,那么为什么那些五次或六次迁徙之外的移民都没有形成客家,偏偏这五次或六次移民就形成了客家?显然,移民只是客家形成的因素之一,并不能说明客家形成的全部原因。那五次或六次移民也不完全与客家的形成有关,哪些有关,哪些无关,还必须作具体分析。


就族谱资料来说,汉民族的各个南方支系,如越海系、湘赣系、闽海系、南海系,无不声称其祖先是中原士族高门,他们是自汉末至唐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而迁徙到南方开基立族的。这样的说法与客籍诸族谱所载几乎一样。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原居地没有差别。其实,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祖居地、迁徙时间、迁徙途径定居地及迁徙后与土著间的斗争、融合还是有所不同的。当然,要论定这些问题,单靠族谱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掘各种史料,作深入且具体的分析探讨。




再如(客家)的概念问题,以前有人偏重以种族、血缘的因素来界定客家。所以只要在血缘上与当今某个公认的客家人有关的,都被上挂下连定为客家人。举一个大家熟的例子:宋元之际,李火德定居于福建上杭县胜运里丰浪岗头,其裔孙大多居于闽西粤东客家住区,属于客家人。用血缘分析的方法,查到今台湾的李登辉、新加坡的李光耀都是火德公裔孙,判断其为客家人,并没有错,因为李登辉前几代从永定迁居台湾,迁台后依然保持着客家人的语言习俗,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还说着一口客家话;李光耀家族也有相似的情况。

可是,同样用血缘分析的方法,查明今香港财界巨子李嘉诚是火德公裔孙,若以此把李嘉诚定为客家人,那就错了。因为李嘉诚先世早已迁居

潮州,说的是潮州话,遵行的是潮州风,其家族早已成为潮州人了。还

有人用上推的办法,说李火德是宋代抗金名相李纲的后代,既然李火德是客家人,那么李纲也是客家人。其实这又错了,因为李纲是邵武人,邵武并非客家住区;若说其裔孙有客家人李火德,但他也有许多非客家的裔孙,所以单用血缘关系来判定谁是客家人,谁不是客家人,那是靠不住的。


凡此种种,均说明了罗香林先生以来的客家学研究,成效卓著,有开拓之功,但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等待后人用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扩大和加深客家学研究领域,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关于客家的组成问题,大都认为客家民系的组成是多元的,其主体是唐末五代两宋时期自中原和江淮一带移入赣闽粤交界地区的汉族人民,但也包括与南迁汉人融为一体的大量土著种族。客家民系的基础形成后,仍有来自各地的移民迁入客家地区,被同化成为客家的一员。再如关于客幅先民的主体问题,经过与同好热烈的讨论,认识到在客家酝酿形成的唐末五代两宋时期,士族已退出社会历史舞台,社会上已不复以
士族为事。在与客家形成有关的历次移民中,数量最多的无疑是普通平民百姓。因此,客家先民的主体应是普通平民百姓。当然,衣冠士族在客家形成过程中,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但主要的是残存的士族思想意识作用,客家民系的思想意识,确实长期受到某些士族意识的支配和影响。

这些问题,都是客家学中的基本问题。希望有关著述者能在客家学基本观点比较一致的前提下,多出创见,多出新意,这在目前客家学倒有不少领域尚处于拓荒阶段时尤其必要,它的重要意义一定会在未来客家学的发展中充分展示出来。

本书出版以来,得到广大爱护客家文化的各界人士大力支持,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把这些关心和支持当作激励自己不断努力的动力。

屈原有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谨以此言与同仁们共勉。
                                                                                                            谢重光

有关客家渊源几种观点评述

杨达祥

当学者们对客家进行研究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客家的源流问题,即客家是如何形成的。中原的汉族移民与闽粤赣边区原有土著之间有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学者们却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可喜现象。关于客家的源流问题,他们提出许多不同见解,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客家是“中原最纯正汉人后裔”、“客家人的主体是南迁的原中原贵族士族”说

清末的徐旭曾最早提出此说。他在《丰湖杂记》中说:“今日之客,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著名的客家学大师、兴宁人罗香林先生在论及客家源流时说:“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是中原最纯正的汉人后裔,与周边民系较少掺杂。”又如陈运栋在《客家人》一书中也认为“客家是纯粹的汉族”。又如张卫东在《客家文化》一书中,认为客家是“东晋追随帝室南渡的中原士民,其主体是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人家”、“侨居.江南的许多中原士族大姓,唐末又再度南迁”。.也有学者认为:“客家人所以能成为汉族独特而稳定的群体,是因为漫长的南迁历史都是大批移民,又都属中原贵族,为了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这就加强了大汉族主义的正统意识

和自强自信的观念……显示了客家人独特稳定

的群体特征。”也有学者认为:“客家文化就是中原古汉族民间文化”。


上述观点,强调客家是“纯粹的中原汉族”,而且是汉族中的“贵族、士族血统、大富人家”,.其主要依据是大量客家人的族谱记载。


从道理上似乎也不难理解,一般发生战乱时,感到生命与财产受到威胁,必须尽快迁离战乱区的,也只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宦贵族或士族;同时也只有这些人才会有足够的财力进行举族长途迁徙。而一般的贫苦百姓,如无政府的迫逼及经济上的援助,是无法举族或举家长途迁徙的。但这种强调客家是“纯粹汉族”的观点,却很难解释为何客家话与中原通行的汉语有差异,也无法说明客家话是如何形成的。而客家人的习俗,如经济生活、居住形式、婚丧喜庆、文化艺术等,为何也与中原汉族有巨大的差异。而客家人的族谱,大多是明清时代编修的,追溯到千百年前,其可靠性与准确度如何也难以评估。而且一些前人在编修家族族谱时,对古代的先祖,多喜欢向历史上的同姓名人挂靠;或寻觅历史上的伟人、大臣认作始祖,以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而汉族中贵族、士族毕竟只是极少数,经过千百年多次迁移及各种繁衍变化。还要强调客家人的贵族、士族血统,实在有些牵强附会。至于说“客家人与周边民系较少掺杂”倒是确实的。因为客家人居住的多为交通不便、贫穷的边远山区。人们多愿向沿海或富裕地区迁徙,所以实际情况多是客家人,掺杂到广府与潮人群体中。掺杂到客家人中的其他民系如广府人或潮人。是很少的。


上述客家是纯粹汉族的观点,虽有一些依据,亦有许多解释不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二)形成客家主体的,不是中原南迁的汉人,而是原闽粤贛边地区的土著(古百越族)民族

梅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负责人、《客家研究辑刊》主编房学嘉先生的新作,由著名汉学家、香港紫荆勋章获得者、祖籍大埔的饶宗颐(选


堂),题写书名的《客家源流探奥》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该书关于客家渊源的观点与上述第一种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书中列出了闽粤赣客家聚居区的考古资料,证明自古以来,该区就存在一个人们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足以与周边地区人们共同体相抗衡。该书的观点认为:“客家人并不是中原移民,他们既不完全是汉,而是由古越族残存后裔与秦统一中国以来的北部及中部流人,互相混化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的南迁史,

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于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程序中,其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正是这些南迁落居客家地区的中原人,用中原文化教化了本地人,从而加速了客家地区的开发,提高了客家地区的文明,增强了客家地区与荆楚、吴越、中原的交流,丰富了客家文化。”“客家共同体是由古越族遗民中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成”。

上述观点认为,客家人是原土著被汉化后的群体,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先民的南迁史。但这种观点,很难解释客家地区各个姓氏族谱中,都记录了一部南迁史,而且上代系世分明,有名有姓,并且还记录了原籍地区、南迁原因及家族之聚散等。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客家话属于汉语方言,而不是越族方言;甚至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被称为“客家”。因面这种观点受到学者们的质疑较多。


三)客家文化是南迁的汉人,以各种优势同化当地土著居民,也吸收当地有益文化而形成的新型文化,客家人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的载体

谢重光在《客家源流新探》一书提出的观点,可作为这种观点的代表,并且赞同这种观点的人愈来愈多。这一观点认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种族的概念。因为种族的因素,即北方南迁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因素,但单有南迁的汉人还不能形成客家,还有待这批南迁的汉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和经济、文化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民的旧有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载体——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得以诞生”。另外一些学者,如胡希张、莫日芬等合著的《客家风华》中也指出:“客家民系可作如下界定:‘它是南迁汉民于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在赣闽粤边区与畲瑶等土著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特方言、文化、风俗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


实际上,上述第(一)、(二)两种关于客家渊源的观点,完全可以在第(三)种观点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第(一)种观点,过于偏重以“种族”与“血缘”来界定“客家”,未能看到土著居民如畲、瑶族等,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作用。第(二)种观点过于强调土著古百越族是构成客家的主体,未能看到南迁的汉族在客家民系的形成中起到的主导作用;是组成客家群体的主体,因而两种观点均存在片面性。客家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民系,是因为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这个不同的特点,即是南迁汉人与原土著的融合。客家民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赣南开始,在闽西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后在粤东完成。南迁的汉人与土著居民,尤其是畲瑶族等长期通婚杂居和交流,在经济、文化、民俗各方面,都达到了和谐的融合,这样一个新的民系——客家民系便诞生了。

                                                                                                            

 

德光岛

陈波生

德光岛——曾经是客家话通行的地方

德光岛(Pulau Tekong)位于新加坡东北角的海域。是新加坡最大的附属岛屿。该岛位于柔佛河口之交通要道,据说在四百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在19世纪中期,已经有为数不少的马来人落户,而之后则是从中国南来到此谋生的华人移居。这个位处边陲的岛屿,人口最盛时约有五千人。


1965年以后新加坡快速发展,德光岛就和其它高度发展的乡镇一般,逐步的走向没落的道路。岛上的年轻居民都涌往本岛谋生,剩下老弱妇孺固守家园。在国家发展的洪流下,在70年代初期,就逐步被政府征用作为军事用途。1987年最后一批居民就离开了德光岛。


德光岛是在1857年前后,彭亨统治者敦阿里逝世,传位于敦慕达希,由于他没有按照父亲的遗嘱,将关丹和兴楼两个区域的税收归其弟旺阿玛所有。弟弟於是带了随从离开彭亨至德光岛,展开了对付敦慕达希的计划。长达6年的内战,使彭亨遍地烽火。当地部分马来人为避战祸,举家乘小船从海路逃到德光岛,在德光岛西南部沿海建立了家园。这批从马来半岛移入的马来人,主要来自彭亨,由于对家乡的思念,把他们建立的聚落称为彭亨村。


华人在中国的清朝,因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巨大的人口压力,令到当时以广东为主的华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出外谋生。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鼓励移居新加坡的华人开发德光岛,因此规定凡愿意在德光岛从事开垦者,土地皆属他们所拥有。这项政策吸引了许多华人到德光岛栽种甘蜜和胡椒。


德光岛华人人口的大量增加,始于 2 0 世纪初期。当时殖民地政府已经开始在马来亚进行树胶种植。在诱人的收购价格下,令不少人投入树胶的种植。地广人稀的德光岛,亦成为了一个种植树胶的地方。树胶种植的兴起,伴随着的是人力需求的增加,而华人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大量移入,令岛内的华人人口迅速增加。族群的结构也因此出现了变化,华人的到来开始建立新的聚落。例如双洋港巴利村、双洋港村……谢东凯园丘(中和园)。


德光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是当时一个颇为重要的港口。当时航行海上主要工具是帆船,而从马来亚东岸的城锁如丹绒苏腊(Tanjong Sulat)与哥打丁宜至新加坡的船只,会在德光岛靠岸将土产卖给德光岛的商人,他们也在岛上采购日常所需的用品。樟宜地区和邻近的乌敏岛的商人亦会来德光岛来购货品,当时的德光岛是樟宜与柔佛河沿岸的一个重要贸易站。


商业上的发展,令德光岛欣欣向荣,使德光岛的实拉宾村成为另一个商业聚落。据1970年代的调查,德光岛有商店62家,其中45家都集中在实拉宾村。主要是经营杂货店、咖啡店、饭店、百货店、药村店及猪肉店,几乎都由华人所经营。加上占人口70%的华人中,有70%是客家人,基于商业上的需要,不论店主是不是客家人,市场上的通用语言就是客家话。


从事商业经营者在德光岛只占少数,农业乃是德光岛的主力。从事农业者则以客家人居多,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广东的大埔、嘉应州与丰顺。除了务农外,德光岛内有部分居民从事捕鱼的工作,这包括了华人与马来人,在华人方面,从事捕鱼者多为潮州人。德光岛的砖厂是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创立的,另有一位卢姓商人也在岛内设立一间陶器厂,生产花盆及大水缸。


德光岛内有6间华人民间信仰的庙宇,分布在各处聚落中。


1. 降福宫(亦称三司爷宫)的客家人钟山灵从中国迎奉至德光岛的家中祭拜。其后人

于 1949年召集居民在华人义山的小路旁建庙。


2. 天照佛堂(亦称观音堂)创办人是当时种植甘蜜的园主陈炳奎,他从广东省梅县请来了观音菩萨及妈祖。


3. 位于双洋港的德安宫主持人是陈营昌。


4. 天降佛堂太阳公庙,在60年代由戴氏及刘伦春发起,还在巴西美拉村曾经威灵显赫香火鼎盛,而闻名于东南亚各地。


在德光岛的华人社会,每年农历十二月五日都会举行庆典,祭拜缎伯公神明。这尊神明独特之处是开始之际并无神像而是以德光岛不远处的塞查赫岛(Pulau Sejahat)内的一块大石头作为崇拜的对象。据说,缎伯公是一名马来长者,是16世纪亚齐(Aceh)王国的将军,在一场战役中遭葡萄牙军队击败后,与他的士兵一起自杀身亡。在19世纪初期,许多船只经过塞查赫岛都会触礁,德光岛的华裔居民就供奉他以保佑居民。


当德光岛居民离开后,前居民也投资在勿洛北( Bedok North)建立了‘天降佛堂太阳公庙’正式名称是德光岛联合庙,依旧是香火鼎盛。


有华人的地方,除了宗教信仰,教育是重要的一环。德光岛内在不同时期共有6间华文学校,其中4间座落在双洋港村:


1. 中华学校(Chong Fah School)由陈伯堂创

2. 益华学校(Aik Fah School)创立于1931年创办人是谢玉溪

3. 中和学校(Chung Foh School)创办人兼校长为郭子翼

4. 正光学校(Cheng Kong School)创办人兼校长是陈染秋(陈廷钟,廷雷令尊)创立于 1950年


另外的两间则是座落在实拉宾村


1. 英华学校(Eng Wah School)创办人是杨永昌(本会会长谢世康令外祖父)

2. 爱华学校(Oi Wah School)前身是私塾1886年由德光岛华人领袖陈炳奎(本刊主编陈波生的曾祖父,独资创办免费提供华人子弟就读。直至1920年代学子日增。原有私塾不敷容纳,再加上上中国新式教育的传入,由此粤闽馆总理陈炳奎领导当地商家和居民合力建成新校舍。二战之后,爱华学校被政府纳为公立学校,到1960年才并入德港混合学校(Pulau Tekong Intergrated School)


由于岛上只提供小学教育,当时要上中学只能起早摸黑乘搭30分钟的渡轮上到樟宜码头再转公共巴士,非常不方便,这也造成不少学子找本岛亲友之家暂住。


在这个经济落后的聚落里也出了不少客家知名人物如下:


1. 何侨生 - 现为新加坡宗乡总会副会长,曾任南洋客属总会会长、丰顺会馆会长、现任丰永大公会理事长

2. 陈廷雷-现任丰顺会馆会长

3. 吴应贵博士-南洋理工大学工程系副教授

4. 赖素春博士-口述历史馆研究员

5. 吕同顺-泰国村餐馆创办人

                                                                                                              

信息时代与汉字书同文­

—­— 论大中华文化圈与汉字之使用
谢世涯

一 前言

自古以来,一直到越南和韩国(包括朝鲜)没有实行拼音文字以前,有所谓“汉字文化圈”,.意指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等使用汉字的国家。进入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又有所谓“大中华经济圈”或“大中华文化圈”。新词语“大中华”,根据潘翎主编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里指出:“新闻工作者、学术人员及评论员都引用‘大中华’一词,但都不准确,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 既然各有关人士对“大中华”一词的说解 “ 都不准确 ” ,本文首先将诠释. “大中华”的概念,大中华文化圈或经济圈到底有多大,然后将从大中华文化圈或经济圈的观点,配合信息科技来探讨汉字之使用。


二 旧有词语大中华的新概念

晚近以来,港台和海外的好些报章和电视台,已经新辟了“大中华经济圈”或近似名称的栏目,报导两岸三地的财经状况,股市行情,艺术市场[2],资讯科技信息等。好些机构也开设了以 “ 大中华 ” 为名的网站。例如《大中华论坛》是一个以中国、香港和台湾为主的综合性大型论坛;《e大中华》和《大中华贸易网》则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转换成简体、繁体或英文界面的网站;《大中华中医药网》则可以通过中文、日文、韩文或英文来浏览;《大中华饮食网》则可以找到中国、香港和台湾各地的著名美食;《大中华帝国英特网中国音乐曲》[3] 则可以听到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传统音乐、现代音乐和少年歌曲。还有其他各种各样以. “大中华”为名的不同性质的网站,只要在有关导航网站上敲上“大中华”三个字,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了,兹不赘述。


其实, “ 大中华 ” 一词,常出现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里,例如他曾这么写道:“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4] 梁启超渴望建立民主的大中华,中华书局于1912年创立初期,他曾主编《大中华》杂志。再往前推,早在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历史学家兼传教士门多萨(1487 - 1537)曾撰写《大中华帝国史》[5],把明朝描写成强大而有效的中央集权国家,使到欧洲人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不过,像这样的“大中华”字眼,都是指中国本土而言,是有国界的疆土。


根据《海外华人百科全书》的主编潘翎认为,晚近学者对“大中华”一词的解释,有下列四种概念[6]:


(一)

作为华南、香港与台湾经济圈的简略表达方式,视为经济综合 体  的地区,把港、澳、台湾与华南沿海的广东与福建省1亿5千万的   人口归纳在一起。


(二)

以“大中华”作为一个较大的统一体,包括了港、澳、台湾的未来    的中国大陆。


(三)

把“大中华”的概念,扩大为涵盖中国内外、所有“华人种族”的跨       国“华人商业圈”,这是个更主观及具有争论性的概念,因为它引     起了别人对华人扩张主义的恐惧,及华人对居留地忠诚的质疑。


(四)

另一个华人统一体的概念是文化的。学者杜维明是这个概念的主  要代表人。他所说的全球“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成员,  不但包括所有的华裔,也包括所有学者、文化工作者、工业家、商人、企业家与作家,他们试图理智地了解中国,并把他们对中国的概念,带到自己语言的领域去。[8]


除了“大中华”一词外,尚有类似的词语,如. “大中国”、“大中华圈”、“中华经济区”、. “中华联邦”[9] 以及中华国 [10]等。其中有的是从政治上来立论,将不参与讨论,本文只打算从文化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大中华”的内涵。. “大中华”的概念虽然有歧异,但从目前的经济、政治现状和地理位置来看,“大中华”就是指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即指两岸三地。这个诠释也就是潘翎在上述所指出的第二个概念,是一般人比较能够接受的。


三 大中华文化圈涵盖的范围

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与经济的快速腾飞,未来的“大中华”的概念,可能不限于两岸三地。正如当年的北京城,原指围绕于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周边的地段;后来由于各方面建设的不断扩展,北京城也就逐步扩展到二环、三环而至四环;2002年申办奥运的成功,北京城又加快速度进行建设五、六、七等环。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当周边的国家发觉到中国的国力和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时候,大中华经济圈或文化圈可能就不限于两岸三地,而是扩展到周边的地区。不过,既然是经济圈或文化圈,就是指经济的发展或文化的影响而言,不是指国土的、疆界的,正如晚近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化全球化一样:. “文化可以协助改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这种文化应该由所有人类社会共享,应该叫做‘人类共有的文化’,而不必问这种文化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属于西方还是东方。”[11] 因此,大中华文化,也可供所有人类社会共享。


试以英国文化为例,在16世纪之前,英国文化的传播,原只限于英伦三岛,但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与殖民地的扩张,后来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是为第二圈。再扩展到从英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是为第三圈。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受英国文化影响的人士,尤其是专业人士,就是第四圈。英国在寰球各国或地区,都设有“英国文化协会”,.为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民服务,此外还有. “英联邦共和国”的组织机构,成员来自寰球五大洲的国家,足见英国文化对全球人民的影响之大了。


大中华文化的发展模式可能会近似英国,先以中国大陆本土为主,香港、澳门、台湾是第二圈。第三圈是过去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也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发达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越南和泰国等。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过去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至大且深,至今仍使用汉字。韩国和中国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已经采用拼音文字,但韩国人的姓名和特殊的专有名词,仍需要用到汉字。越南也已改用拼音文字,但越南的许多历史和文化,仍载录在汉字古籍中,而越南的经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泰国的佛教文化、中庸之道和进取心,也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大中华文化圈第三圈的国家,大都受到儒家文化(中国文化主流)的影响。


日本学人大前研一则从经济的角度,对于大中华经济圈的自然形成,作了总结性的说解:. “中国大陆吸收了全世界的资金。在中国大陆的‘磁吸效应’下,周边国家如不善用机会,与中国大陆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势必会被边缘化,并走上衰退之路,连日本也不例外。”[12]在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已经觉察到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势不可挡,所以亚洲各国政

府大力鼓励企业前往中国投资,希望在中国大陆找到合作的伙伴,以维持经济的成长,大中华经济圈的第三圈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


至于第四圈的大中华经济圈则可涵盖居住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特别是指亚洲以外的华人华裔,他们大都群居于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等文化和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且都已经归属为所在国的公民,效忠所在国。


华人自愿迁徙海外,始于十九世纪,王庚武指出:“十九世纪时,国内的战乱与饥馑,把许多中国人‘推出’国外;而国外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又亟需廉价劳工,为贫困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把他们‘拉’过去。这些华人以坚韧不拔与大无畏的进取精神,接受了挑战。海外华人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们对国外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尤其是许多人从实际经验中,决定在居留地定居下来,不再回中国,这就形成了海外华人建立了特殊的社区,而这也反过来决定了他们希望其后裔在居留地的前途。”[13] 这些决定在居留地定居下来的中国人,就被历史学家称为“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或“散.居海外的华人”(Chinese diaspora)[14]。


台湾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岛内大量人民移居海外,八十年代以后,香港和中国大陆人民蜂拥移居欧美,甚至远至中东和非洲。他们在政治上虽然效忠所在国,但血比水浓,在文化上却认同中国,学者杜维明把这这一类人归为全球“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15]的成员。然而,无论如何归类,他们都是大中华文化圈第四圈的基石和大本营。


大中华文化圈还可扩大至第五圈,主要是指非华族人士,包括热爱中华文化或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人士,也包括跟中国在商业与经贸上有来往的人士。


中国文化由本土而至两岸三地、再扩展到第三圈,第四、五圈也正在逐渐发展形成中。因此,汉字作为中国文化和经济的载体,其使用价值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然而,不管是大中华经济圈也好,还是大中华文化圈也罢,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笔者仍然偏爱使用“汉字文化圈”。不过这个词应该赋予新的涵义,意指过去到现在受到汉字文化影响的国家,以及现在使用汉字的国家或地区,都可概括在汉字文化圈里头,换言之,汉字文化圈就是“筷子文化圈”!包括了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也包括了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


四 促进全球华人信息沟通之道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在筷子文化圈里头,也就是在大中华经济圈之内,有的使用传统的繁体字,有的则推行简体字,如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只能辨认一种字体,不是繁体就是简体,从迈进信息时代的今天来看,对于两岸三地和世界华人华裔的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是非常不利的。因此笔者拟从文化共享和文化全球化的观点 [16]来探讨这个问题。并提出在筷子文化圈里的人,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难题。以下就提供一些可行的办法。


一、掌握简体字者应学会辨认繁体字

试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莘莘学子在课堂里学的是简体字,但一旦离开学堂后,触目所见的是繁体字。走在街上,抬头看见的招牌是繁体字,如银行金融业就有华侨 (华侨)、大华.(大华)、丰隆(丰隆)、华联(华联)、马来亚(马来亚)、汇丰(汇丰)、农业(农业)、.兴 业 (兴业)等;当铺业就有 万 兴 当 (万兴.当)、联丰当 (联丰当)、兴兴当 (兴兴当)等;社团组织就有应和会馆 (应和会馆)、宁阳会馆(宁阳会馆)、兴宁同乡会(兴宁同乡会);饮食业就有万兴楼 (万兴楼)、万宾楼.(万宾搂)、会宾楼(会宾楼)、龙凤楼(龙凤搂)、华乐楼(华乐楼)、庆乐搂(庆乐楼)、.龙华烧鸭(龙华烧鸡)等等。又如走进酒楼茶馆,侍应生呈现给你的菜单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在商店里购买的卡拉OK唱片、影碟,其歌词或说明十之八九是繁体字,因为它们多是港台的产品。在电影院里观赏影片,出现的字幕也是繁体。在家里观看电视节目,除了本土两家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是采用简体字幕以外,绝大多数的有线电视台采用繁体字幕。可见莘莘学子离开学校后,他们还得学会辨认繁体字,才能融入现实社会,因此在他们还在向学期间,教导他们掌握繁体字的辨认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作为中国有文化涵养的年青一代,尤其是高等知识分子,更应具有驾驭繁体字的能力,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历史源远流长,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是由繁体字载录的。“从秦始皇统一国家到现在已有两千二百多年,想想汉字强大的生命力,想想正是它记录了中国、日本的历史,我们就不应该用‘太难了’‘不懂’等牢骚去讨厌它。”[17] 这是日本书法家南鹤溪对日本年青一代说的话,但却很值得中国的年青一代深思。


二、掌握繁体字者应学会辨认简体字

新加坡人掌握了简体字,但由于繁体字的盛行,为了应变之计,需要学会辨认繁体字,达到用简识繁的目标。其它地区传统上惯用繁体字的华人,如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是否可以反其道而行:用繁识简,尤其要教导年青的一代学会简体字,最直接而又可行的方法,是在华语华文的教科书上,附录繁、简字体对照表,并在相关的网站网页,设立繁、简字体版,方便对换浏览。中国是简体字发源地的国家,人口近十三亿,学会辨认简体字,在商贸、财经和文化方面,当更能直接和快捷地与中国人交往,确实百利而无一弊。


三、繁简并行以促进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原是以简体字排印,但电子版既以简体字呈现,却另设繁体字版,这是为了适应中年一辈和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和海外华人的需要。同样的,台湾的网站《番薯藤》既有繁体字版,亦有简体字版[18],这是为了适应中国大陆的需求,而中国的《新浪网》,为了适应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需求,也另外加设了繁体字版 [19]。近年来分别以繁、简字体呈现的网站,也愈来愈多了,例如《海峡网》[20],《华语桥》[21]《Seednet搜寻器》[22]《google搜寻器》[23]等,这是极可喜的现象。尤其是《google搜寻器》可以在同一个界面,转换成繁、简字体或英文。此外,许多中国的网站,是以简体字呈现的,但也可以在这些网站中寻找繁体字的资料,例如《国学网》[24]、《中国期刊网》[25]和《超星数字图书馆》[26]。因此,“用简识繁”或“用繁识简”将给“筷子文化圈”的子民带来福祉,他们可以左右逢源,了解彼此的社会状况,沟通信息,促进文化交流。


再以美国旧金山市立图书馆 [27]为例,该馆设立的中文繁简字体及英文对换版,能够及时将网上的资料,同时以英文和繁简字体更新,以供民众查阅全市二十七家公立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和藏书资料,可见信息时代的到来,繁简字体的使用与转换,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四、如何规范繁体字和未经简化的汉字

要学会辨认或使用简体字,当然是以中国的简化字为依归,因为简化字是中国和联合国的法定文字,而且也只有一种简化字。然而,在繁体字与未经简化汉字方面,中国与港台地区,以及和日本、韩国等国的汉字,在字形、笔画、或结构方面,往往存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例如.

“ 仿 ” 字就有 “ 仿、彷、 倣、 髣” 等字形,简化字“关”的繁体则有“関、闗、關”等,而 “ 面 ” 繁体则有 “ 麪、 麫、 麵、 麺、 糆”等。虽然中国于 1 9 5 5 年曾颁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 2 8 ] ,但由于台湾、香港、日本和韩国使用汉字的社会背景不同,要这些地区或国家的人都遵照《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规范字来使用,那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台湾教育部也制订了《教育部异体字字典》[29],.其中所规范的汉字,有很大部分就和中国大陆不尽相同,而香港也有教育署语文教育学院编的.《常用字字形表》 [ 3 0 ] ,中国教育部又于 2 0 0 1 年发布了《第一批异体词整理表》,规范338组异形词 [ 3 1 ]。因此,要如何规范这些意义相同而形体有异的字体,各有关方面是该进行交流讨论的时候了[32]。周有光说:“汉语汉字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大陆、台湾和香港三个地区的汉语汉字各不相同。应当考虑以民间学术团体的地位进行三方面的共同磋商,建立汉语汉字的共同规范,开辟一条使汉字汉语向前发展的新的道路。这对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有好处。”[ 3 3 ] 日本教授陈谦臣也说:“东部亚洲的中、日、韩的三国,共同研究汉字的条件似乎将要成熟。各国的字形、汉字语的语义等虽有不少出入,但是否可以交换意见,以备迎接将要到来的、用汉字的电脑国际信息交流的时代。”[ 3 4 ] 甚至有日本学者倡议汉字. “返祖”,以《康熙字典》的笔画笔形作为统一国际汉字的一种方案 [35],这个设想虽然距离现实太遥远了,但也不失为一种刺激思考的途径,使大家越觉得应尽量争取通过各有关方面共同研究与探讨,才能促成汉字汉语的规范。


五 结语

中国三十到五十年代所进行的简体字运动,因为那时还没有考虑到汉字的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推行简体字的一些专家,他们认为汉字的笔画简省了就可以节省书写时间,并考虑到普及教育和扫盲,减轻学习者攻克汉字的难度,甚至打着一切为了工农兵的旗帜,所以斤斤计较汉字一笔一画的简省。根据一些专家统计的结果,显示简体字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笔画,所以在书写上就可以简省三分之一的时间,“作为一种应用工具,它确实满足了人们求便求快的要求”[36],这是简体字的一个极大的优势。可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时代,专家所考虑的是汉字将如何更有效的配合文字机械 [37] 去处理。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汉字在电脑或其它文字机械上的操作,对于繁、简字体的转换,只是弹指之间的事,可以说一个按钮就完成了。随着繁、简字体可以互相转换的网站网页越来越普及,一个书同文的时代是指日可待了,而纪元前秦始皇还来不及达成的书同文愿望,就交给文字机械去处理吧!做为“筷子文化圈”的子民,我们又何必去斤斤计较用繁或用简呢!因此“用简识繁”或“用繁识简”,当是“筷子文化圈”的子民乐意接受的。


诚如日本书法家南鹤溪说:“中国是汉字之国,有恩于日本不浅。日本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才有了自己的文化。文字是最宝贵的生命,文字之外无文字。自汉字传到日本至今,我们从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38] 既然汉字能够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智慧”,那么,无论是简体或繁体,就好好的珍惜并善加使用吧。


世界著名学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正使中文当红。至少,中文正迅速取代英文成为香港最常用的语言,再加上海外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该区国际商业多半是以中文交易。当西方权势相对于其他文明日渐式微之际,其他社会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作为不同社会间的沟通工具也将慢慢耗蚀。如果中国在未来取代西方成为主导世界的文明,则中文将取代英语成为世界语。”[39] 既然中国将来要主导世界的文明,作为文明载体的汉字,其重要性就日益凸现出来了,而不论简体字或繁体字,看来都得善加掌握,驾驭繁体,可通向古代文明,掌握简体,则可迈向未来文明,当我们走在当代文明的桥上,无论向前或向后眺望,都可看到风光明媚,璀璨夺目的大好景色与气象。